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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彩舞”駱玉笙百年誕辰

今年8月31日是京韻大鼓表演藝術家駱玉笙100周年誕辰。我們對她感到親近熟悉,緣于上世紀80年代電視劇《四世同堂》的主題曲,《重整河山待后生》是老人在古稀之年用中國民間藝術與電視媒介、西洋音樂的一次正面碰撞,她贏得了為她伴奏的30多人的交響樂團的掌聲、整個《四世同堂》劇組的欽佩,以及全國觀眾的喜愛。

駱玉笙(資料圖)京韻大鼓小彩舞

《重整河山待后生》的誕生距離現在已經將近30年之久。從那之后,我們就少有看到京韻大鼓乃至鼓曲再現這樣的輝煌,再無逆轉地淡出了主流觀眾的視野。鼓曲遠離了它所依賴的市民生活土壤和欣賞習慣,還能否繼續存活、延續?這是和所有中國傳統藝術樣式同樣面對的問題。

作為一個非京津冀地區長大的小孩兒,最早得窺駱玉笙先生的風采并不是通過她的唱片,也不是看電視劇《四世同堂》聽片尾曲《重整山河待后生》——首播時還沒我呢——而是通過閱讀。

蘇叔陽的小說集《婚禮集》中有篇《安娜小姐和楊同志》,講上世紀八十年代的時候,崇洋媚外的楊同志和“我”一起接待來京采風的美籍華裔安娜博士,接待過程沖突百出,在安娜快離京的時候,“我”忍不住跟人借來了小彩舞的《劍閣聞鈴》和《丑末寅初》的唱片放給安娜聽,楊同志在聽的過程中睡著了,安娜聽后卻感慨萬分,“祖先的祖國這么好”,說回國后要寫篇以大鼓為題的博士論文。小說的對比手法現在看來略失之粗暴,但駱玉笙與《劍閣聞鈴》,就和這本書里提到的爆肚兒、糊頂棚、臥佛寺等等一起,構成了我童年時對于北京風物的文化想象。

后來喜歡上聽戲,接著由戲曲而曲藝,自然而然猶水之就下。戲曲和曲藝的血脈里躍動著的都是傳統文化的節奏,分享著差不多的觀眾群,也分享著一致的題材和故事。我曾經為“劍閣聞鈴”這個故事到底是昆曲還是大鼓表達得更好和人有過爭執,覺得二者各有擅場。昆曲的折子戲《聞鈴》,借用王國維評價詩詞的理論,是“淚眼問花花不語”,所謂有我之境,凄厲悲憤,幾度哽咽,不忍卒聽。而大鼓的《劍閣聞鈴》,尤其是駱老的版本,則是最貼合元白新樂府的表達。鼓槌一敲,整個故事娓娓道來,而精華在“莫不是”、“再不能”的大段排比抒情,雖是悲劇,唱來卻神完氣足。長生殿的明月、馬嵬坡的青草和劍閣的細雨,諸多意象在金聲玉振里交織轉換,一時間紛至沓來,聽者的神經被鼓槌所牽引、撥動,而駱老卻是那個“眼見他起高樓,眼見他宴賓客,眼見他樓塌了”的講述人,講的是時代的傳奇,卻不盡是個人的悲歡,面上不顯,內里卻同樣有昆曲“和愁人血淚交相迸”的哀戚,故事動人,技藝動聽。

傳統的戲曲也好,曲藝也罷,都有一種人為的“隔”,程度有所不同。戲曲是以行當來演人物,靠丑角的一兩句現哏或者幕后的幫腔來明確紅氍里外的界限。曲藝則是由自身的演出形式所決定,它是吟詩的遺存、樂府的翻新,是大傳統的風雅揳入小傳統的技藝,偶有“大身上”,不過云肩上的繡花,并非緙絲的經緯。

駱老唱《和氏璧》,“只哭得眼眶兒塌陷二目紅,只哭得氣息奄奄聲嘶啞”,固然是卞和懷璧其罪的自怨自艾,但整曲下來,自有為仁人志士伸冤枉的舒心酣暢。這種入乎其內又出乎其外的舞臺呈現,和大鼓詞本身敘事夾帶抒情,由他人評說起,一定要交代個故事結果來告終的程式有關(《風雨歸舟》、《丑末寅初》這種狀景而非敘事的曲目除外),但說書人本身飽經風霜后的散淡與松弛、演唱的元氣淋漓無疑更是加分項,讓應當變得可能,讓可能變得無限。

駱老、閻秋霞先生、小嵐云先生,她們這一輩在八十年代的錄像,乃至基于這些觀看體驗去尋訪劉寶全先生等的老錄音,那種響遏行云卻不讓你在面上看出他用盡力氣的舉重若輕,那種“白頭宮女在,閑坐說玄宗”的講史風范,塑造了我針對京韻大鼓的審美趣味甚至刻板印象。因而,也不太喜歡當下那些還可以調侃叫一聲“大鼓妞兒”的青年演員的演唱,覺得她們過于喜興和緊張。仿佛不曾經歷滄桑歲月稠,雖然“正是江南好風景”,卻并非“落花時節又逢君”,無法催動那顆曾經為秋夜風雨、檐前鈴聲而戰栗的心靈。

客居北京八九載,原先基于京派小說建構出來的想象大半落空,聽曲聽戲倒還算是個現在進行時。記得在蘇叔陽那篇小說結尾,“我”得知楊同志出國留學,論文研究對象卻是傳統小說《玉嬌梨》。不管楊同志的動機如何,長期沉潛,化性起偽,小彩舞和章回體的好處她總能窺見一二。同理,如果能進進劇場,聽聽錄音,這門外漢的棒槌,也終究可以灑上通靈的甘露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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